南非法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诟病的深度解析
萧平
最近，由于一位南非籍法官纳维.皮莱（Navi Pillay)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纳塔尼亚湖以及一众中国异见人士(人权活动者）的严厉批评。
他们批评的主要原因，是这位法官除了推动制裁以色列官员的战争罪与加沙屠杀罪之外，当年没有出席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同时，他还泄露了一些中国反对派人士的名单。
这样一来，他们，包括杨建利，傅希秋以及魏京生等人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共同诟病或反对该届以及历届诺贝尔和平奖。
虽然皮莱解释由于日程冲突，没有出席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也没有派其他代表出席，这似乎造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损伤，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
皮莱本人可能就对刘晓波、杨建利他们因为发起《零八宪章》运动造成巨大影响，从而使得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反感？因此决定不出席。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零八宪章》开宗明义就把“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当作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法官，他可以认为这句话把复杂的道德理想说成了一个未经证明的、唯一的“普世制度答案”。其他原因还包括：
“人类共同”是强经验断言，证据不足。不同文明、社群和个人对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的排序及理解差别很大。有的更重共同体责任、社会和谐、宗教义务或经济保障。存在广泛争议，至少说明它们不能被直接当作“事实上的共同共识”。
概念本身不唯一。“自由”是免于干预，还是获得教育、医疗、就业的能力？“平等”是法律平等、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民主”是多数决、协商、代议还是直接参与？若定义都未统一，“共同普世价值”就容易成为模糊口号。
价值与制度不能简单画等号。
即使承认人人应受尊重、反对任意伤害，也推不出只有某一种民主、共和或宪政设计才正当。不同社会可以追求相近的目标，却形成不同的制度组合。价值之间会冲突，不能同时无限最大化。更强的个人自由可能削弱经济平等；多数民主可能伤害少数者权利；统一的公共规则可能限制某些个体选择。既然存在真实权衡，就不能把一组概念当成无冲突、自动一致的终极答案。
“普世”不能代替论证。
一项价值是否值得采纳，应当靠它是否尊重人的利益、能否减少压迫、能否经受公开批评与实践检验来证明；不能因为被冠以“普世”就免于讨论。
我不否认自由、平等、尊严和公共参与具有重要价值；我质疑的是，将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一组概念及制度模型直接宣布为全人类既成共识。更合理的说法是：它们是值得持续论证、解释、协调和制度化的重要政治理想，而不是无需论证的唯一普世答案。
民主制度不能建立在“人民天然明智”这一假设上，而必须依靠宪法、分权、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程序规则和公民教育来纠错。
历史上有大量的经验值得注意：
|古希腊雅典的民众大会与西西里远征 | 公民大会可能受煽动性演说、短期乐观情绪影响，作出代价极高的战争决定 | 不能证明所有公民参与必然导致灾难，更不能证明少数统治者必然更高明。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民粹动员 | 贫富矛盾、派系竞争和政治暴力会把大众动员变成破坏制度的力量 | 不能把共和国崩溃完全归因于“群众愚昧”；元老寡头的利益冲突也是根源。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慌、谣言与雅各宾恐怖 | 战争、危机和媒体/政治动员可以使公众支持严厉、甚至残酷的政策 | 恐怖统治本身并不等同于稳定的民主制度；当时的选举权与法治保障都很有限。
20世纪群众宣传与极权运动 | 宣传、经济危机、替罪羊叙事可使大批民众接受虚假或极端主张 | 极权宣传成功也往往依靠国家垄断媒体、恐吓、审查和打压反对者，而非自由民主的正常条件。
当代社交媒体与选举谣言研究 | 虚假信息会降低事实判断准确性，并可能使一部分选民偏离其真实利益或偏好 | 研究也发现事实核查一般能改善事实准确性，说明开放纠错机制仍有效 [3][2]。
柏拉图：批评未经训练、受欲望和煽动者支配的民众政治，担心民主失序后走向僭主制。
亚里士多德：不把所有多数参与都视为坏事，但警惕贫困多数若只为本集团利益立法，会蜕变成偏私的“民主制”；他更推崇由中产支撑、兼有多数参与与法律约束的混合政体。
波利比乌斯：提出政体循环，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都可能腐化，因此主张混合政体及相互制衡。
托克维尔：提出“多数暴政”的风险：多数可能压制少数意见和个人独立性。
《联邦党人文集》尤其第10、51篇：麦迪逊的重点不是废除人民主权，而是以代议制、联邦制、权力分立与彼此制衡，防止派系多数伤害少数的权利。
跨国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工具上的新闻使用，常与较低政治知识和更多政治误解相关；与此同时，传统新闻媒体、尤其公共广播类媒体的使用，通常与更高的政治知识相关。[1]
但实验研究也发现，错误信息会损害事实准确性，而事实核查通常能够提高准确性，且其效果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会逐渐减弱。 这恰好支持一个制度论观点：问题不是“人民没有资格参与”，而是**信息环境、独立媒体、透明度、教育和纠错渠道是否健全**。[2]
普通民众并不天然掌握真理；在信息封闭、政治极化、经济危机、战争恐慌或宣传机器主导时，多数意见可能严重失真。因此，民主的正当性不能建立在“多数永远正确”上，而须建立在基本权利不可由多数任意剥夺、公开竞争、独立媒体、法治、分权制衡和可纠错的和平轮替上。
这条思想传统的共同结论并非“不要民主”，而是：不要把民主简化为即时民意加简单多数票。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制度有效性的科学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过研究在八九期间就曾经通过给邓小平的公开信提出了全面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的理论。该理论后来被邓小平在南巡中吸收进了邓小平的讲话中（但没有任何影音资料可以证实）。成了中国之后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石。（3）
由以上分析，我们就可能找到皮莱没有出席刘晓波诺奖颁奖典礼的原因。对刘晓波先生获奖本身也有许多不同反对意见。例如他在担任独立中文笔会时期，对其他有不同意见的会员采取独裁的做法。八九期间本来应该支持学生撤出广场，却以知名知识分子的身份反而掀起了另一场绝食行动，在事实上推动了中共以广场动乱的名义加以武力镇压。另外他还是“全盘西化论”的鼓吹手，甚至主张让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
她应该意识到，这种《零八宪章》的理念与南非正在实行的民主制度理念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她既不赞成《零八宪章》的理念，也不同意南非正在实践的大民主操作。另外她也很可能早就如欧洲以及世界上许多追求真相者那样认识到以色列对美国挟持发动多场不正义战争，甚至他也了解了911事件的真相。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找到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为什么没有进步、反而倒退的原因。
这就是中国民主活动家们并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有他天然的不足之处。特别是他们不了解或不愿接受最近揭露出来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长期对美国政治的深度干预，导致美国的内外部敌人制造了假911反恐战争(4)，从而使得美国陷入多场战争泥潭，欠下巨额债务，名誉以及国运受损。而大多数的中国左右两派民众与民运分子，包括大量川普总统的铁杆华川粉如曹长青等人，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与邪恶同流合污，并且站在了公平正义的对立面！
来源
[1] News Us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Misperceptions in 18 ...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elements/news-use-political-knowledge-and-misperceptions-in-18-countries-across-the-global-north/3347D20CC7872736308FA9DFD158D56D
[2] Conceptual Replication of Four Key Findings about Factual ...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article/conceptual-replication-of-four-key-findings-about-factual-corrections-and-misinformation-during-the-2020-us-election-evidence-from-panelsurvey-experiments/21D45B9466EA012D406BCDD67F5CDC8A
（3）https://hghu.com/9-11%e4%b8%8e89-64%e4%b9%8b%e9%97%b4%e7%9a%84%e8%81%94%e7%b3%bb/
[4]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8b2bmFezd/?mibextid=wwXI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