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子女侵犯知识产权，侵犯人权，干政与其它犯罪的起诉书
摘要：
1992邓小平南巡时带全家大小老少公费旅游（家属到处吃喝玩乐）的时候说了一些话，并由此编写成“邓小平理论”。我们不否认邓说过一些要改革，要发展经济的话。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发誓永不翻案且刚刚下令屠杀追求民主自由学生与北京市民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的老共产党员，邓小平不太可能说出违反自己誓言与党的原则的言论。
我们认为当时84岁耳聋且患美尼尔氏症的邓小平说的话被其子女与随从编辑篡改或伪造，后来陆陆续续整合成“邓小平理论”。
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证据，证明邓小平子女：
1 伪造邓小平理论核心部分
2 该理论核心部分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
3 在侵权的理论基础上衍生出相互矛盾的，错误与违宪违法的理论
4 提供虚假信息导致邓小平误判，是天安门大屠杀的帮凶与责任人
5 长期借邓小平权势及伪造的邓小平理论为自己谋取利益，
6 长期干涉中国政局的犯罪。
7 河南板桥水灾制造者
8 文革中参与武斗打死人等等
民事起诉状
原告：萧平等 214-501-7307（电话） 邮箱：jytznet AT hotmail.com
被告：邓小平子女与家属：邓朴方，邓质方，邓林，邓楠，邓榕，等
诉讼请求：1，在邓小平理论出版物中指明有关理论原创者姓名，纠正由此衍生的，错误与非法的理论。
2，因剽窃本人知识产权，盗版，改写等产生的出版物，如邓小平著作，回忆录，音象制品等所产生的非法利润交给原创者，对因故意伪造，篡改等产生的后果依据法律进行惩罚。
3，对天安门大屠杀及其他错误，罪行造成的结果表示道歉与忏悔，并赔偿有关受害者。
事实与理由：
1. 众所周知，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所谓“动乱”。中国军队在邓小平命令下曾经动用包括坦克机枪在内的武力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造成了数百人或数千人的死亡与更多人的受伤及迫害。那场运动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当时社会主义极权国家受到影响成功转变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中国也在几年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下转变成为一个包容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附件一）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后来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核心部分，例如“不讲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于”以及“全面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等是吸取了1989年春“给邓小平的一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附件二）。 在这封发给许多中国学生市民以及许多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包括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等的公开信中首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优越性，提出了满足人民需求的价值标准（包括民主自由），以及从全人类的精神宝库中吸取先进文明成果的理论。
大量事实证明，这封寄给邓小平及中央领导人的公开信的核心内容被邓小平及其子女剽窃。我们可以根据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反右期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给毛泽东的永不翻案的保证书等文件推断他不可能有这些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因为他既然是一个伟人般的品德高尚的设计师，理论家，就不会是一个言行不一，出尔反尔的奸诈小人。唯一的可能是陪同邓小平南下的邓家子女及其随从，在阅读及参考过“给邓小平公开信”后剽窃了其中的主要内容，伪造了邓小平讲话。但是他们在伪造邓小平讲话中以及在后来的邓小平理论的宣传中只汲取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部分，即只在经济领域内不讲姓资姓社，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但在政治领域内不讲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坚持非包容性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阻碍政治体制改革。这种部分剽窃的结果就是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以一党专制为基础的封建集权恐怖统治与利益集团，允许党与各级政府领导人及各利益团体侵犯人民的权利，非法侵占国有和私有财产，扩大不合理的贫富与地区差别，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破坏资源与污染环境，剥夺农民与农民工及下岗与劳工群体等，同时造成巨大的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与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与失业。
这个伪造的邓小平理论剽窃且篡改八九运动发起人的思想理论成果的证据见附录一，附录二。以下为邓小平理论造假的部分证据：
2. 该理论核心部分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 中共自建党以来，一贯用党的领导人的思想理论来控制党员与全国人民，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等。这些所谓的思想理论如果是原创的，那么按照中国或国际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应该是具有版权等知识产权，否则这些思想理论既然没有知识产权与版权，其它个人与团体都可以随意用，他们怎么可以独家垄断这些思想？中国共产党又怎么可以垄断中国大陆的执政权，立法与执法，参政权与监督权？但是，中共的理论大多不是领袖人物的原创而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成果。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专制独裁政党，不允许其党员或群众有不同于中共主流思想理论的其它思想理论，否则就有被打成反党，右派与反革命的危险。由于发表了不同思想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反革命，颠覆与煽动颠覆等罪名的人士不计其数。说明在中国敢于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并为大众接受是有巨大风险的。著名的北大才女林昭就是因为对反右有不同看法且有自己的思想，就被打成右派及反革命罪而处以极刑，死后还要家属缴纳子弹费。此外还有如中国科学院的顾准，冒着巨大风险最早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存的理论，但被多次打成右派并被折磨的家破人亡。
但是所谓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本人作为反右运动的总指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设计师，自己从来不敢独立创新理论。在整个南巡及以后报道中，我们很少看到邓小平的原声讲话，而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南方人又听不太懂，因此只有邓小平子女才拥有邓小平讲话的发表，解释，伪造与编辑权。因此，邓小平如果有新思想，新理论发表的话，很可能只是邓小平子女编造的结果，也是他们在别人已经公开发表且反应还不坏的情况下剽窃别人的思想成果。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段话明显是剽窃了另一位学者的建议。见附件三：“一个通天的小材料”。而原创者在提出该建议时，曾战战兢兢考虑了很久，才冒着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风险提交给上级。当九二年邓小平及其子女剽窃之后，连原创者的名字提都不提，原创者当然也不敢冒风险提出任何异议。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谈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句话明显是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矛盾的。 我们认为，这句话可能是整个中共理论体系中最有意义也最有价值的思想，中共在92年南巡后搞特色社会主义的取得的绝大多数成果，都可以从这句话找到理论根据。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共理论的核心成分。但是，这句话却基本上是剽窃了我们在一九八九年给邓小平的一封公开信中内容：“我们主张从一切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文化，道德和智慧的精神财富宝库中吸取养分来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
这句话，道理虽然不复杂，但是却也凝结着著作者大量的阅读，研究与探索。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自然就包括了全部人类的思想，文化，道德政治等文明成果，而究竟是文明还是野蛮的成果，还是其它的成果，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给予判断，而是要根据科学，民主，事实求是等原则来进行判断。不能仅仅象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实用主义标准。我们也提出了满足人类不同需求的价值标准问题。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包括了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切文明成果。而我们主张的“一切人类创造的先进精神财富宝库” 更是包括了邓小平所说的一切文明成果。
3 但是邓小平及其子女的表述却是非常的没有逻辑性，因为他们文中先提出，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要“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但在后面又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再后面又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坚信共产主义必胜。在另外的场合中，邓小平又谈到“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见附录四，附录五。这说明，在邓小平头脑中，四项基本原则是高于其它原则的，也是高于改革开放的，当然也是高于“全面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这样，前面提出的全面吸收文明成果就变成了跛脚的“全面吸收”，不仅不是全面吸收，简直就是“单方面吸收”了，因为要有利于“四项原则”啊！这说明，邓小平理论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邓小平子女当然知道这不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理论，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他们就是要玩这种人类历史多次用过的手段，这就是欺诈。其手法就是混淆概念。中国成语叫“挂羊头，卖狗肉”。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伪“理论”，邓小平就被推崇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后来又推导出其它各项非理性，非人性，非法的理论与政策，导致今天中国大陆思想界混乱无比。各项政策也互相矛盾。表面上的经济发展未能解决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生存矛盾，社会没有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宪法法律如儿戏。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民都生活在麻木，焦虑，无助与水深火热之中。但邓小平理论却给邓小平子女与权势集团带来巨大利益。正因为这理论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最快富起来的办法当然是利用邓小平理论的内在矛盾，让各级领导干部为他们谋取最大利益。
4 据赵紫阳回忆，1989年4月23日出访朝鲜之前，赵紫阳特别前往邓家请示。邓说了什么？据赵记录，邓说“等朝鲜访问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总书记的问题”；邓让赵“放心去。回来以后，军委主席交给你”。（见《改革历程》）。23日，李鹏送赵赴朝访问，赵在回答李鹏“还有什么交代”的时候，明确说“对于学潮，我还是那三条意见”（即已经邓首肯的“三条建议”：1，追悼会已经结束，坚决劝阻学生上街游行，马上复课；2，尽量避免流血，但打砸抢要依法严惩；3，对学生积极疏导，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
就在总书记出访翌日，暂时受托“主持日常事务”的李鹏，出手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这天晚上，他召集并且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听汇报，作总结，气势十足。共产党历年用来吓人的手法全用上了：形势严峻、蓄谋已久、有计划有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是中央委员、且任职常委会秘书的鲍彤，此次被排斥在外。
这说明邓小平在赵紫阳离开北京时还是支持他的。但在赵离开北京之后，作为邓小平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邓小平子女让李鹏等人相信邓小平改变了决定，他开始支持严厉镇压了。但这是不是邓小平的原意（突然改变不太可能），还是邓小平子女向邓小平谎报实情，让邓小平改变了决定？还是邓小平根本就是相信自己孩子的干扰？这些秘密，只有让当事人来回答。
在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后，邓小平主动宣布中苏两党关系从此恢复。这本来就凸显邓小平是主导中共大事大局的决策者。但当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提到邓小平在党的大事上有决定权之后，群众对此有不同反应，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子女阻止他与外界接触，致使赵紫阳的意思不能上传，导致邓小平误判并迁怒于赵紫阳，从而导致邓小平下决心武力镇压。因此几乎可以说，邓小平下令大屠杀的决定其实是在邓小平子女干政与虚假信息基础上做出的。
5 长期借邓小平权势及伪造的邓小平理论为自己谋取利益
远在八十年代初期，邓朴方就打着为残废人谋福利的招牌， 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汽车，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大家知道，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发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的子女经商，特别是邓朴方成立的康华公司，倒买倒卖原材料，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家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
邓小平二儿子邓质方八十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付总工程师，接着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其父邓小平九二年南巡后，他一口气接管上海市四方房地产公司和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他伙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亿八千万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幵达集团。邓二公子也摇身一变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四方公司现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从事土地与房地产炒作。
邓家长公主邓林经常借邓小平权威到海内外举办画展，商界人士为了获得项目往往出天价购买其实为普通的画作。邓林的夫婿吴建常多年来把持着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还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如金辉集团、东方金源、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百亿港元。
邓家爱女邓榕（又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除了通过为其父亲编写著作，回忆录与各种音像制品，绘画作品等获得巨大利益以外，也找了一位能干的丈夫贺平。贺平本身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也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早在八四年隶属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科技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
6 长期干涉中国政局犯罪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本来是嘱意政治体制改革的，因为自己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衰弱，听力又差，但邓小平子女却不愿意其父及时退休。
他们要让邓小平成为事实上的毛泽东，要借邓小平名望让自己先富起来。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推进，邓小平子女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此后发生的天安门民主墙，镇压反对派，发动对越侵略战争与镇压学生运动都与邓小平子女关系密切。
据鲍彤回忆，邓家女儿在学运前曾专门上门要求总书记身边的鲍彤出手制止社会上“彻查康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组建的公司）”的动议，不意竟遭到鲍的拒绝。她最后丢下了一句糙话“老娘不高兴”。可以由此推测，早在十三大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之后的1988年，邓家女眷已经掌握了中国最高人事安排权力，可以让任何人，包括总书记“挪位子”？（附录六）
7 河南水灾制造者
根据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编排了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随着镜头的缓慢展开，一场场人为导致的灾难惨痛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逆向排名至TOP.1，观众无法置信地骇然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九县一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板桥水库大坝位于河南驻马店地区、三门峡水库大坝之西南，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日常疏于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
1994年，水利部长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在国际水利会议上被问及758水库溃坝事件时说，具体死亡人数不记得，但是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导。一年后，1995年2月，亚洲人权观察发表了关于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失事的报导，引起世人震惊。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八月七日二十二时四十五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牌，一直打到八日清晨五点左右。
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七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
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唿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据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
这时，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但为时已晚！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随后又有14万余灾民因次生灾害而丧生。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1975年8月8日，这是一个无数中原人民失亲丧友、泣血含泪，理应被记入史册以示警戒的日子，然而当局秉承一贯“报喜不报忧”的原则，用蘸满黑心话与灾民血的笔，将这一天轻松地从人们的视线和其历史中抹去了。奇怪之处在于，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60年代、70年代生人对于这场灾害完全不知晓。甚至事隔三十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及至《Discovery》当期节目播出后，不少网友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论坛发帖求证：“板桥水库事件是真实的吗？是不是国外媒体的恶意杜撰？”
《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及其子女是导致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而邓小平任用其子女担任他的对外联络，信任他们干政，才是导致灾难的主要原因。
8 文革中武斗打死人
在《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中，林莽，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描述了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的场面。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被游斗时，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们被迫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些“走资派”的两旁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著头端钉着铁钉的长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她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发出干裂的声响。反覆地打，被打者发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女红卫兵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凶狠地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当年卞仲耘的学生。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个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记录了卞仲耘遇难经过：1966年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开始被暴力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在强迫劳动中，被乱棒横扫，遍体鳞伤。她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附近的邮电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但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有份参与行凶。
邓榕的书回避重要历史史实篡改邓去师大女附中日期掩盖行凶：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开会、贴大字报、学毛著及中央文件等。
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但不久，毛泽东对刘、邓等人派出工作组做法不满，刘邓失势，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王友琴在回忆文章中指出，1966年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
大陆作者张凤林披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该校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叫宋彬彬，一个叫邓榕，及刘少奇的一个女儿。
34年后，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而且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此致
人民法院
附录一：：
邓小平南巡讲话部分原文与点评
(原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至２月２１日
前言
点评：1992年春节期间，邓小平携全家老幼专车公费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游山玩水。一路上官员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就是这样一个退了休的老人，一个普通公民，因为曾经掌握过中国的最高权力，并且下令血腥镇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享受中国最高级别的公费旅游待遇。在旅游中某些人（主要是邓小平的几个家人）精心策划了所谓的南巡讲话。就是因为这个南巡讲话精神，一场改变中国及世界历史的体制改革上演。后来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横空出世了，“总设计师”桂冠也加冕了。其实邓的讲话很多只是邓家子女或写手们的编撰，有的是汲取了(或剽窃了)民主人士的思想。让我们来点评一下那场被神化了的南巡讲话：
（一）
１９８４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点评：说明邓对改革没有底，心有余悸。跟毛泽东搞了那么久的社会主义“先进制度”，自己又写了永不翻案的保证书，当然担心再次被打成右倾翻案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也不是邓小平的原创，而是深圳宝山地区偷渡客的创举，被习仲勋特批的。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点评：这里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不合法性！早知道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当年何必要让几千万人民献出生命干革命（现在称为恐怖主义）让你们上台坐江山？你们用暴力打下的江山今天还用暴力维持，死守僵化的政治体制不改革，这不是要让人民再付出那么多代价去推翻贪污腐败欺压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吗？如果你们当年革命打江山是合法的，那么今天民主力量起来革命也是合法的。只是为了避免据传王震所说的“拿几千万人头来换”，我们希望采用法律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点评：关于六四，文革的评价，我们将另外讨论，对于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这也就是以后提到的治理的一种方式，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核心就是坚持实用主义的“白猫黑猫论”，既得利益集团优先论，一切向钱看，不争论，不要人民监督。搞得现在人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善恶标准与道德理想，自然与社会环境严重恶化，但贪污腐败有理，以维稳为借口的侵犯人权有理。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点评：其实你们自己就是在不断变，没有坚持自己的基本路线，而89民运时期“公开信”早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不要忘记摒弃一些不合理的成份”，这使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闯关有些成功，但是你们却贪天之功为己有，以为邓南巡几句话就可以彻底改变历史。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略）
点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为什么在涉及自己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域里胆子就不大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就不能再让你钦点接班人，也不会有人前呼后拥，让你们下台后还公费携家带口旅游！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略）
点评：在89公开信中，89民主人士就给你指出过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是你可以在当时给人扣上“全盘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甚至武力镇压，让别人流血，你来摘取果实。另外，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其实只是实用主义的官僚说了算的判断标准，远远不如民主人士当时提出的根据价值需求的理论，拥有民主监督的成分。后来提出的佳值科学理论系统，完全可以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与公平，民主与法制的问题。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点评：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借鉴了89时期“公开信”（附录2）中的内容：“主张从一切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文化，道德和智慧的精神财富宝库中吸取养分来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这是邓小平子女用另一种描述方式剽窃了我们的理论成果。这里说明我们不是主张“全盘西化”，而你基本上是拾人牙慧，换汤不换药，剽窃我们经过大量学习得出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是主张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甚至一切领域借鉴先进成果的。这种思想后来也被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等中央领导所接受的。但是邓小平在其它场合下就讲过不能搞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就阻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就根本不是借鉴先进文明成果的态度了。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略）
评点：一部分地区搞特区先发展，一部分地区慢发展，这种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造成的结果就是地区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不发达地区人民却要背井离乡到发达地区打工谋生？试问一个家庭长期分离，打工赚几个钱又能带来什么幸福呢？试问中国有几个家庭可以在春运高峰期间开专列到处公费旅游呢？邓家的特权有法律的依据吗？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点评：一言堂，不争论，这是毛泽东斯大林式的家长制，怎么是你的发明？没经过讨论（论证）结果是资源糟蹋了，环境污染了，富了少数人，穷了大多数老百姓。而所谓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也没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三农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点评：左好还是右好，应该让人民的有选择的权利，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怎么少数人就可以信口雌黄。人民大众就只能“不争论”，人民流血牺牲得到的政权就这样剥夺人民的天赋权利？你还口口声声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呢？
（三）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 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点评：这里提出加快经济发展，就是想借发展经济来掩盖你64屠杀的错误决定？但是你的对经济的干扰或暂时的发展，掩盖不了未来因政治体制改革缺失造成的大面积腐败以及未来形成经济泡沫，经济危机的局面。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２０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点评：经济特区作为实验，不应该是长期的。未能及时将特区经验推广，人为地制造地区差别，其实这里有猫腻。因为长期的特区政策实际上是为少数人制造腐败，政绩的特殊环境。而广大人民却要常年忍受家庭分离，乘车困难的痛苦。你的最大失误还有就是一言堂，不争论。不给人民实践民主的机会，还有就是借口国情特殊论剥夺人民民主权利。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１９８０年。８１、８２、８３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８４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８４年至８８年。这５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略）。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
点评：８４年至８８年的发展就是邓为了自己的政绩，插手干涉赵紫阳，胡耀邦分管的政治经济领域。后来出现官倒，通货膨胀等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大规模上街要求改革。结果导致89民主运动与血腥镇压。责任推给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是玩权术啊，中国需要这样的总设计师吗？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点评：一个退休老人，刚愎自用，不能垂帘听政，也要借旅行干政。其实动机还是想用经济发展的假象，来掩盖对政权合法性以及对6-4屠杀的批判？但对未来腐败与环境的恶化却毫无考虑。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 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 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点评：以前将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的是你们（邓小平在反右讲话中有专门一章打击知识分子），现在把科学技术说成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你们。好像工人农民都是下等公民，将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一个社会总是有人有不同政治理念。人家不爱你这个党，不爱你的理念，就说人家不爱国，太霸道了吧？
（四）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点评：经济虽然有进步，但成本不可谓不高。如今社会秩序混乱（恐暴杀人盛行）、环境污染严重，社会风气丑恶，黑社会猖獗，世风日下，年轻一代，下岗工与中老年弱势群体越来越不满。早知今日，当初为什么要冒充总设计师呢？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点评：这里继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见这与不讲姓资姓姓社是矛盾的。说明邓还是主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刻不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五）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发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８９年５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略）
点评：这里是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利用邓子女在各个太子党控制的领域对当时中央的班子施加压力。中央这个班子如果不听话，不给我加冕“总设计师”，那他的年龄就是大了点，就要威胁他下台。老邓八十几垂帘听政，年纪绝不大。不过后来的被指定的班子还算听话，对邓家子女照顾也算不错，那年纪大点也就算了。有你们第一代，第二代做榜样，第三代，第四代集团将有样学样，今后人民群众还能忍受吗？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５０００字，我完成了任务。５０００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ＡＢＣ》。
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点评：据有关人士揭露，这个批评形式主义多，开会长的说法也是编造的。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是真的。学马列主义也是可以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一个理论水平只有“《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ＡＢＣ》”的老共产党员，怎么可能后来敢于提出不管姓资姓社，全面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等违反共产党教条的理论呢？邓小平自己就是反右的总指挥。因为有不同思想而被残酷判刑折磨的，如林昭等下场何其可悲？这里只能再一次说明前面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成分是伪造的。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点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既然能发明，就能自己推广，凭什么你要贪天之功？其实当年搞公有制，人民公社也是你们一句话说了算，不争论。你们把农民用农村户口捆绑起来，使人变成了农奴。农奴能不反抗吗？
（六）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２０年。如果从建国起，用１００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点评：坚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剽窃89民主人士的全面吸收人类成果的思想，坚持在特区及全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呢？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特权阶级特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惜这种特色确实只能适用于某一时一地，没有普遍意义是不会长久的。
附件二：
首都部分大学生研究生给的邓小平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邓主席，您好！
我们是一些普通的大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十年前您领导中国人民拨乱反正，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都是受益者。今天我们不但生活水平有 了很大改善，还有机会接受比较高深的教育，我们相信的今天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当年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因此，请接受我们这些普通青年知识分子的 衷心感谢。
十年后的中国和世界的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您在八五年曾经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面 对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国人民继续迎接挑战，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赶超世界先进国家。争取和平是另一股时代潮流。世界上存在着两大阵营，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不可能很快获得解决。努力实现和平的目标，避免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人类要生存下去必然要寻找共同的政治基 础，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对外实行和平共处，对内实行民主政治，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才能维护好世界和平，保证社会的安定。因此，民主政治是东西方和 平共处的共同基础。各国有远见的学者吴不赞成这样一个民主政治定律，其意切政府均有归属人民的同一趋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人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者不但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同时还是发展经济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然 而今天中国的现实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些社会主义民主是，不仅没有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直接民主，也没有使公众的意见和 愿望充分反映出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虽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经济上更加平等，却产生了大锅饭地、效率低、效益差等一系列问题。从普通老百姓的亲身经 历，如火车上的拥挤不堪，服务质量的第一列以及流通领域的倒买倒卖现象，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舆论上的优越性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而建立在所谓腐朽没落的私 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具有极大的竞争力！尤其对我们担忧的是，整个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决策还都建立在几个中央领导人甚至是另一个 人的判断基础上，虽然这种体制在过去动乱年代确有一定优越性，但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下去我们的政治领袖能够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并保证不出现 大的失误。
尽管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目的是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然而，根据对人的需求问题的 研究，事实上人并不是有了吃喝享乐就完全满足的一群生物。人的需求是有不同层次的。今天的物质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也丰富了，可是人还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还有个人理想事业成功的需要，还有参政议政的需要。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要求得到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不但符合人类发 展的规律，也是保证繁荣经济和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我们的国家在下一个世纪兴旺发达的希望之所在。
虽然我们都是 一批有无名的小人物，自知无力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可是我们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的古训，我们也有民族的责任感。为了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下一个世纪不至于遭到我们今天和昨天所遭受到的这么多的不幸和动乱， 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冒昧请您写信，希望你和你的战友们能否理解我们的心情，重新考虑一下过去的判断， 能否在制定今后的方针政策时采纳或部分采纳我们下面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
首先，请相信我们拥护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希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同步进行改革，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革，反对以暴力方式改变国家现状。也不愿意国家政局长期不稳。
其次我们主张从一切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文化，道德和智慧的精神财富宝库中吸取养分来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我们尽管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希望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应当注意摒弃一些不合理的、过时的成分，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等，并注意不要妨碍研究的和学习各国合理的进步的思想文化。
再次，我们希望逐步地给人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国家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人民得到应有的各项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思想、信 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移、通讯、请愿、示威等。我们还希望改革目前实际存在的多党制，逐步建立起健全的各级政府公职的选举、监督、分权、轮换和 罢免的等民主政治制度。要相信中国人民的参政议政能力，争取早日实现普选制度。只要措施得当，我们认为实现民主化是可以避免动乱的。
请理解我们的一片赤子之心。我们无意地给国家制造压力。秉笔的直陈，恐有不当之处，恳请拨冗见示为感。
谨祝
大安！
同意上述的观点的各界人士请的签名支持，签名请寄： 在京部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 1989.4.1
Thank You!
附件三
一个通天的小材料
1990年10月，在改革被质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刚刚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的陈锦华，组织编写了一个内部材料。材料的题目叫《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陈锦华觉得材料很好，值得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参考。
其时，陈锦华上任体改委主任才一个多月，他不想贸然为这份材料引出意外的麻烦，就想到了原工作单位中石化。他让秘书刘琦将材料带回中石化，当成“绝密件”印刷，并一再嘱咐，切实保密。材料印好后，陈锦华亲自封装好，通过机要渠道，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寄了2份，没敢送给别人。
什么是改革的“纲”
1990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陈锦华被叫到国务院开会，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李鹏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找他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
陈锦华对此很惊讶，他向记者坦承当时的想法：“一个礼拜听下来，我觉得大家都讲改革，但说来说去都是要改别人，把别人的权力划给自己，自己的权力是不能动的。我告诉李鹏，这个工作我恐怕搞不了，难度很大。”
两位国务院领导恳切地提出：“正因为改革的协调任务重，才需要调你来。”
两天后，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找陈锦华谈话。陈锦华说，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改革工作很难做，“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他还是答应一试。
8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调任陈锦华为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的通知。
第二天，体改委秘书长洪虎到中石化总公司，要接陈锦华上任。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陈锦华担任体改委主任的任命还没有正式通过，陈锦华提出现在暂时不能上任，可以先看些内部资料，了解体改委的工作。
转天，洪虎给陈锦华抱来了一大包内部材料，综合改革司、企业改革司、市场改革司、农业改革司等七八个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每个部门的方案都有8到10页。
这是陈锦华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改革”。那一年，他61岁。
花了两三天时间看完全部材料后，陈锦华有些茫然：“过去毛主席总说‘纲举目张’，可这些部门的改革只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越看越迷惘。”
为了找到这个“纲”，原本对改革不太内行的陈锦华，不得不大量地看公开报道和内部文件，不断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改革的纲。
当时，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东欧剧变，反思“八九”风波的教训。一家颇有影响力的中央级大报，组织了5次专家座谈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之前不得要领的陈锦华意识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10多年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
陈锦华说，就他个人来说，他是赞成市场的。他曾长期负责计划工作，担任过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计委主任。“我总感觉计划搞得太多，管得太死，束缚得太厉害，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利。”
但在那时，“市场经济”四字已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区，陈锦华不得不格外小心。
正是出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这种认识和关注，1990年9月，陈锦华正式到体改委上任后，首先找到洪虎，布置他搞两份材料，一份是国内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另一份是国外对二者的研究与实践。
洪虎把前一项工作布置给了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后一项布置给了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
“让决策者看出隐含的结论”
时年55岁的江春泽接到这项任务时，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江春泽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她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会俄语、英语和塞尔维亚语三门外语。两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苏联东欧研究室主任，调任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主管研究。
江春泽是国内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78年9、10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她就提出，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求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这在当时也是禁区。
江春泽在司里找了三四位主张改革的同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在体改委这个中国改革的枢纽之地遭遇了对改革的畏惧和冷漠。
江春泽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机会难得，应该借此打破人们对“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误解。但她话音刚落，便有人提出了疑问：“你说人们有误解，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还有人提醒她，陈锦华刚刚到任，他的政治观点和为人处事还不为大家所了解。江春泽感到难以统一大家的思想，只好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地构思。
思索良久，江春泽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从正面提供观点和信息，不批评、不指责任何人；第二，用事实说话，观点隐含在事实中；第三，所有的事实、引语都要有可靠的出处，保证内容准确；第四，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尽量让决策者看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有了这4条原则，写材料对于研究了多年比较经济学的江春泽来说可谓水到渠成。她只用了几天时间，就于9月30日写出了近万字的材料，题为《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
江春泽还写道：“外国专家认为，在明确含义的前提下，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很好地衔接起来，从全球的实践看是可行的，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看，也是合理的。”
江泽民肯定材料“很好”
陈锦华看过材料后，非常满意，觉得道理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二者的争论也早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他对材料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修改，并将原标题改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其他地方原封不动。
直觉告诉陈锦华，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如果正式送给中央风险太大了。老实说，我还是有担心的，毕竟这个岗位太敏感。”陈锦华告诉记者。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锦华是中央赴上海工作组的成员，早在那时候，就与江泽民认识了，以后也有交往，而李鹏则是点名要他到体改委的人。因而陈锦华考虑，把材料当做参考资料报送这两位中央主要领导，风险应该比较小。
陈锦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让秘书刘琦去中石化印刷厂印制这份“绝密件”。
江春泽并不知道陈锦华的想法，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等着领导提出修改意见，结果迟迟没有消息。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江春泽在食堂碰到刘琦，便上前询问“材料怎么样了”。刘琦告诉她，材料已经印好、上报了。
在接下来的三五天里，陈锦华和江春泽都等待着更高层的批示，心中不免忐忑。
10月的一天，陈锦华意外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那个材料我看了两遍，很好，很清楚。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还要再送给中央的其他同志看看。”
陈锦华没想到，江泽民会为了一份材料亲自打来电话。他感到，这足以说明江泽民对其中内容的赏识。
与此同时，体改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求将材料加印20份报送。没过两天，陈锦华在体改委的两次会议上肯定了这份材料，并转述了江泽民的认可。
几天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的经济学家应邀访问中国，李鹏在北京会见了他们。江春泽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李鹏向专家们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说到最后，突然谈起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江春泽听到李鹏说：“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她想，这不是我在材料里写的吗？看来材料里写的东西李鹏接受了。
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锤定音地结束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2月，江春泽将这份材料以原标题，发表在《改革》杂志1992年第2期上。
2011年4月，江春泽以这篇文章申报 2011年度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她写下了这样的推荐：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否坚持计划经济成了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路线”与“方向”问题，主流舆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在这种形势下，江春泽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指出这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这篇报告起了突破禁区、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作用。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有利于党内决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
【《中国新闻周刊》第32期】
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
发布时间:2013-04-04 12:14 作者:江春泽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213次
《国外经济体制研究》1990年10月14日刊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
一、1990年的特殊政治氛围
1989年夏天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原有的规划、指导与协调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职能处于停顿状态。以前需要体改委派员参加的各部委会议此时不向体改委发通知了，各部委和地方本应向体改委报送的材料都不报送了。体改委内部各司局都很难继续开展工作。
当时，邓小平已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但是，社会上对改革方向、目标的争论却越来越激烈。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对10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又一阵。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改革措施遭到“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经济体制要不要改、朝着什么目标和方向改？人们彷徨无主。1990年，中国经济增幅下滑至3.8%，为1978年以来最低。已经取得进展的一些市场取向改革处于停滞、倒退的危急关头。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太深了。在改革过程中，反复曲折地围绕着计划经济要不要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什么范围和在多大程度上结合、用什么方式结合（板块式结合还是有机地结合）等等问题争论不休，有的人强调“改革岂能不问姓社姓资”。有的人把改革看作就是实际工作中的行政性分权，而行政性分权总是摆脱不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死了再放”的循环怪圈。伴随着争论的，往往是上纲上线的批判、检讨，反反复复。根本谈不上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更谈不上系统地进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
从历史上看，在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有市场经济思想倾向的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共产党员顾准提出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调节生产活动的设想，不仅不被采纳，连自由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就在无情的批判中被划为“极右分子”。该所所长、老共产党员孙冶方在上世纪60年代又因宣扬“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把利润指标作为改进企业管理的“牛鼻子”而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并蹲了多年监狱。
1978年以后，从中央决策层邓小平等领导人到经济理论界薛暮桥、刘明夫、卓炯等人，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陆续不断地打破僵化的观念，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重新认识。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薛暮桥为主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要“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还在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说明时指出，这“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个《初步意见》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同。不少经济学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提出了带有明显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但这个《初步意见》在党内的决策最高层未达成一致，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981年4月，在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印发的材料上，按照对计划与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赞成计划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三类是赞成商品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四类则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被列为第四类。此后，“商品经济论”和持这种主张的薛暮桥等人受到了反复的批判。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论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2年2月，国家体改办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述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高层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统一，这个《总体规划》对改革目标的总体认识比上述的《初步意见》有所退步，但它毕竟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归纳了十一个方面改革的轮廓，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1982年3月，为适应改革形势的发展需要，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决定建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所以国家体改委第一届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1982年3月~1987年4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同意，在这个《决定》中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改提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党的十三大决议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体现市场导向的改革总方针。
国家体改委第二、三届主任先后是李铁映（1987年4月~1988年4月）、李鹏（1988年4月~1990年8月）。1990年8月，中央决定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宝钢建设总指挥，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的陈锦华到国家体改委任主任兼党组书记。据陈锦华后来在一些场合说，他受命这个职务时感到“如履薄冰”，觉得改革当时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他利用中央决定而全国人大尚未正式任命这段时间，详细阅读了体改委七八个司局编写的各部门改革方案，觉得各部门的改革都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联系到当时主流媒体充斥着“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要不要计划经济之争是“路线斗争”等舆论，他开始领悟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十多年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他决定首先抓住“计划与市场”这个纲。但是，“市场经济”在当时是政治上的敏感词汇，陈锦华不得不格外小心。
1990年，大约是9月中下旬，体改委秘书长洪虎通知我：“锦华同志要我找两个人给他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内对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我已请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同志撰写；另一个材料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综合，这个材料请你写，越快越好。”我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研究生，多年研究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经济，80年代又去美国和欧洲进行访问研究和实地考察，1988年6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调到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担任副司长，主要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无论从我的专业基础，或是从我担负的现任职务来看，对于委领导交办的这项任务，我是责无旁贷的。
二、我为完成交办任务拟定了四项原则
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说既容易，又困难。
说它容易，是因为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这个命题在西方世界从世纪初开始，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在苏联从20年代以后争论了60多年，在中国、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从50年代起也争论了40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文集卷帙浩繁，如果没有想解决什么问题的使命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随手检几条不同观点的语录摘编一下，应付差事，那是“立等可取”的。可是，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做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它困难，就是它当时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如果根据自己的观点倾向甚至带着强烈的情绪，摘一些批判计划经济弊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言论上报，说不定就要在政治上“触电”了。我深知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争论的历史。多少仁人志士，因为有市场经济观点的倾向，牺牲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如2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赫赫有名的理论家布哈林等，就是前车之鉴。远的不说，就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薛暮桥那么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老经济学家因为有市场经济思想倾向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批判和被迫做出违心的检讨，他的改革倡议和主张从而夭折。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都使我不可能对此没有顾虑。我究竟应当如何来完成眼前交办的这项任务呢？
我想找本司比较研究处的同事们商量商量，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主意。不料当时的社会氛围和体改委机关的处境，使得同事们都不想“节外生枝”，惹来横祸，他们对此任务不抱希望，表现冷漠，建议我摘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卷就算了。我说：“我想借此在理论上澄清一些误解。”有人立刻接话说：“唔，误解？马上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我说：“我想说清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有同事又开玩笑地说：“你这么一写，新来的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我理解大家此时的心情，觉得不必再讨论下去了，反正洪虎是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个人，没有要求集体讨论，我就自己来写，文责自负嘛。当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还有位同志推开门来轻声对我说：“我劝你还是什么观点都不表露为好，抄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上去就算了。”我知道同事们的规劝是善意的，我说：“谢谢你，怎么写，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压力太大。是呀，陈锦华主任我过去不认识，更不了解他的观点倾向，我怎么写才好呢？风险是明摆着的。
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2)
发布时间:2013-04-04 12:14 作者:江春泽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214次
我经过反复思考，理清思路，给自己定下了四条原则。
首先，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讲真话。我认为在改革处于十字路口的危急关头，写一份供领导决策参考的材料，事关重大。我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迎合潮流说违心的话。经我手写的材料，一字一句都必须是真实的，都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其次，要有明确的针对性，有的放矢。“的”是什么？就是消除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误解。我回顾自己从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有一个逐步解放思想、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虽然，在70年代末，经过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和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我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能只是单一的“苏式”，而可以是多样的；那时我已经从南斯拉夫的经济著述中，读到很多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切中时弊的批判，我也已经读过东欧一些改革先驱者们关于计划与市场各种结合模式的著述；但到80年代，我还是带着对西方世界和市场经济恐惧和疑虑的心情去美国，做了两年多实地考察，思想上的恐惧、疑虑和误解逐步地消除了；尤其是我带着“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疑问，又去欧洲一些典型国家实地考察和进行广泛的交流，我心中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一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市场公平交易只有在利益独立的主体普遍平等而又诚信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要有周密的法制网的保护；市场经济要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安全阀，才不会出现社会一端的普遍绝对贫困；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已有了许多新现象，诸如：普遍存在着志愿者和义工，由于市场经济内在的竞争机制促使生产力迅猛发展，科技不断创新，物质极大丰富，等等。总之，我亲眼所见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完全不是过去在书本中说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我亲历亲睹的大量事实使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这样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搞呢？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学者的个人认识，它不能直接影响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要在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只有中央高层决策者对市场经济取得共识，形成党和政府的决议，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纲领，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物质力量。因此，我写这个材料的目的性应当很明确，就是要有利于决策层的领导对市场经济取得共识。
第三，要用正面叙述的方法，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因为在突破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经历、所处环境和接触到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认识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有全面一些有片面一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正面叙述才更易服人。
第四，要围绕主题，向领导提供有根有据的事实和信息供决策参考。而不是简单地说教或搬用一些新名词和西方经济学术语。
于是，我决定按照这几条原则，用最精炼的篇幅，用有根有据的事实，客观地描绘一幅纵观一百年、横观全世界的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以及当代实践的图景。
研究报告的标题是：《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扼要追述从1902年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提出对未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及其引起的争论，到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目的是说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在西方世界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争辩双方的主将都是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而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帕累托和巴罗内、泰勒等，是意大利人和美国人，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显然，不能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不能以此作为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尺。这样，就把几十年来禁锢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和主流经济学家头脑的政治枷锁解除了，把这一争论还原为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讨论。
（二）介绍中央计划经济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论据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改革模式的探讨。主要是想说明：第一，马恩最初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原则设想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产品经济形态，如“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犹如一个工厂”等。现在来看，这显然不是现实社会所要做和所能做到的。何况，原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都不发达，都没有充分实现“社会占有生资料”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出在把革命导师对遥远未来社会的憧憬和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原则设想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于是普遍出现了过高估计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形形色色的“穷过渡”。第二，列宁也曾经认为建设社会主义“谈什么商品生产是可笑的”，但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他改变了看法，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并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但是，他并没有从原则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将消亡的理论（这一点，我在以后的几年里又阅读了一些资料，特别是苏联解密后的相关档案资料，得知列宁在逝世前曾六次修改自己的认识，承认原来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主义同市场的关系是根本错了）。第三，苏联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多任领导人不断改变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成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体制模式的样板。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影响”作用，没有调节作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等等。此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依据斯大林的理论形成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并照搬了苏联在30年代形成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和价值规律都是当作可恶的自发的势力来诅咒，最多只是把它当作在一定范围内不得不暂时容忍的邪恶来对待。第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先后在14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但自50年代以来，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从未间断。除南斯拉夫改成自治经济体制外，其他国家都是在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改善计划指标体系、改进计划制定方法、调整组织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实际没做到）、强调一下重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而已，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仍然是中央以行政手段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苏联和东德属于此类情况；匈牙利在70年代曾提出改革目标是实行所谓“有管制的市场”或“看得见的手”的市场，即允许企业进入市场，但市场的一切信号和参数都是由中央计划决定的，而且由于缺乏众多的竞争者（如全国只有3家钢厂，1家电视机厂），难以形成竞争机制；其他东欧国家大体都是采取“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这些改革目标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面貌。
（三）介绍若干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构想在90年代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情况。指出它们的目标都不是搞盲目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完全自由竞争的自发的市场经济，因为这种市场经济在现实世界里已不复存在。同时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发育健全的基础上引进了包括计划手段在内的各种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措施，如：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提供经济信息和预测；制定竞争规则，管理市场秩序，完善竞争机制；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兴办教育、文化和卫生；直接投资建设国防工程和必要的国有企业；必要时提出干预稀缺资源的产量或提出干预价格、利率、汇率及税收的政策；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来调节收入，纠正市场分配的结果；等等。国家干预的程度时大时小，所谓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派的争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被肯定或否定。换言之，即市场和国家干预各在多大程度上失灵。不管怎么争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运用已是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不过，整个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四）介绍当代外国专家对中国目前关于经济改革问题讨论的意见和建议。
三、作为“绝密件”上报，获得首肯
1990年9月29日，报告写好，立即交给了洪虎。是手写稿，不是打印稿，因为我准备领导上要求反复修改。第二天，遇到陈锦华的秘书刘琦，我问他：“陈主任交办的材料，我写好了，不知是否合乎要求？”刘琦说：“印好了，已报送中央。锦华同志嫌体改委的纸不好，去中石化用道林纸印的。”出乎我意料，不用修改，仅仅半天之后就报送了，我想这说明陈锦华对这份研究报告是肯定的。
当时陈锦华本人怎么看、怎么上报，我不知道。时隔20年后的今年，我从一篇记者报道看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看过材料后，非常满意，觉得道理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二者的争论也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他凭直觉感到“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就让刘琦将材料拿到中石化总公司机关印刷厂，当成“绝密件”印刷，并一再嘱咐切实保密。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体改委的纸质不好，而是因为体改委没有独立的印刷厂，文件材料都要送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去印，手续繁多，经过多道程序，材料有外泄的风险。所以就让原工作单位中石化的印刷厂印，那里的印刷条件好，而且那里的人对政治不怎么敏感，对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也不一定感兴趣，这有利于保密。材料印好后，陈锦华亲自封装好，通过机要渠道，直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送去了两份，没敢送给别人。也没敢正式报送中央，这是因为在当时氛围下，“市场经济”是不敢碰的“雷区”。
来源: 《炎黄春秋》三月刊 | 来源日期：2013-03 | 责任编辑：胡月
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3)
发布时间:2013-04-04 12:14 作者:江春泽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215次
几天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件起草组给体改委办公厅来电话要求加印20份送去。这又引起体改委内一阵议论。有人说“吉凶未卜”；有人说“可能还是起了好作用”；有人担忧：“要做好思想准备，国家体改委可能又要倒霉了”。我当时心情倒是平静的，感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第一，这是领导交办的研究任务；第二，我写的都是事实，是有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为依据的，并非我的随意杜撰；第三，这是供领导参阅的，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宣扬。我实行“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只要说的是实话，言之有据，内部反映情况应当是允许的。
在材料上报后不久，陈锦华在一次委内干部会上和另一次部分省市体改委主任会上口头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对这份上报材料的反应。他说：前几天总书记看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说“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到辽宁出差，还带着，再好好看看”。过后，李鹏总理在接见中国企业联合会邀请的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专家时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他在讲话中引用了这份上报材料的部分内容，还说“诸位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欢迎向我们提供”。当时我作为体改委国外司负责人之一也在场。
15年后，陈锦华在他的著作《国事忆述》中忆述了这件事，说江泽民看了以后特地给他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书中还提到，李鹏当时也指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起草文件时参考这份材料。这就是当时要求体改委办公厅立即加印20份送去的原因。
在此之后，针对社会上（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革命老前辈们）对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误以为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了这种情况，我倡议以国家体改委国外司的名义召开一个国际比较研讨会，邀请30多位长期工作生活在苏联东欧国家的记者、外交官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参加，共同探讨苏东形势及其原因、教训。这个倡议得到了委领导的支持。这个研讨会开了三天（1990年11月5日至7日），与会者以亲历亲睹的大量事实和长期掌握的系统资料说明，东欧剧变、苏联危机不是因为经济市场化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市场极度不发育，客观规律无从表现，计划工作对客观规律无从遵循，致使这些国家为转轨和开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2月7日清晨，陈锦华与在京的副主任贺光辉、刘鸿儒等到会，花了半天时间，直接听取与会者在前两天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所做的带总结性的发言。会上发言踊跃，摆事实，讲观点，多角度，发言热烈有序，内容具体丰富。从早晨8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
当天下午，我去参加委里召开的省市体改委主任会。我一进入会场，就有本委的一位司长轻声问我：“听说你们开了个很活跃的会，发言都很敏感，很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不知体改委是否将由此遭殃？”我说，这是内部讨论，领导允许畅所欲言嘛！但是，他这一问，我心里倒也有些嘀咕，不知后果是吉是凶。会间，刘琦通知我：“锦华同志希望你把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总书记很关心这个会。”我心想，总书记是从什么角度关心这个会呢？是想了解会上反映了什么真实信息还是听到了会上有什么不合适的观点和传闻呢？我就反问刘琦：“锦华同志对这个会怎么看呢？有人说，会上有些意见太敏感、太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散会时，陈锦华对我说：“这个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如果问我的印象嘛，第一，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第二，这些国家的计划工作只是一些僵化的技术操作；第三，他们由此而为转轨与开放付出的代价将很巨大。”接着补充说：“至于个别同志有什么观点，这是内部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如果他们在外面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负责。”陈锦华这个表态，给我吃了定心丸。纪要以《比较·选择·前景》为题整理后，体改委于12月3日上报。李鹏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事后，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安志文（体改委原副主任、党组书记）告诉我：“总书记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亲自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2012年10月29日陈锦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顾这件往事时说：“当时，江泽民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需要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有可能起点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研究问题有深度。这次工作，应当看作国家体改委尽了责任。”
四、与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一致
2012年10月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尔德在给我的采访预约函中说：我们报纸计划做一个纪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20周年的8个版面的大型专题，吴敬琏老师向我们特别推荐了您，认为您当年写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一文，在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我们诚恳地想约您做个采访。他还说：对于您写的那篇研究报告，吴敬琏作了如下评价：“江春泽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指出这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这篇报告起了突破禁区、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并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有利于党内决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
他在采访时问我：“您的两份材料在计划与市场争论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说，我只是个普通学者和机关干部，个人谈不上扮演什么角色。我的角色就是学者，学者个人无论说得多么入理和中听，都不能立刻转化为社会实践。只有中央决策高层取得共识并形成为党和政府的决议时，才能形成亿万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浪。
但是，高层对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更是如此。例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段话，当时没让公开报道，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不知道。1982年，在研究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过程中，有的人又发动了一场批判“商品经济论”的风波。1983年，在选编《邓小平文选》时，有人又硬把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再版时才恢复了原样。所幸的是，体改委1990年9月30日和12月3日上报了我的两份研究报告后不久，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一个多月后，他在上海视察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一年多以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是明确地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吹响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号角。正是在南巡讲话的指引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此，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了新的阶段，即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对我的两篇研究报告评价说：“江春泽的研究报告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上报的，与小平同志一年多以后南巡讲话精神完全一致。因而可以认为，以上两篇上报的报告也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他指的就是这两篇报告对于破除“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区，促使中央决策高层取得共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52－359页。
2.《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11期。
3.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14－215页；《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四章，电子版第2页、第9－10页。
4.《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9月第32期。
5.《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0月29日。
（作者为国家体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司长）
来源: 《炎黄春秋》三月刊 | 来源日期：2013-03 | 责任编辑：胡月
附件四，邓小平言论摘录：
一，《整风运动报告》：
"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邓谈对待知识分子，该报告明确否定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的论断，强调：" 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在这里，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而且是与无产阶级较量的敌人。邓小平说，"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具体到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什么人应该划为右派分子呢？这篇报告给出了标准：右派"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 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 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 3、 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 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 '独立 '和 '自由' ：'新闻自由 '、 '出版自由' 、'文艺自由'等。"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的极左意识里，知识分子要自由就是右派，就是敌人。"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谁反对了，或者说动摇了，谁就应被划为右派分子处罚。
3.邓小平认为，右派总想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是要等待时机。右派认为匈牙利事件、提出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政策、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党的政见，就是他们的"时机"。他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地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4.这个报告还以极左面目大批党内的"温情主义"问题："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甚至到1957 年"反右补课"时，邓还一再警告说，党内存在"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危害。这反映出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异己，打棍子、扣帽子毫不手软的一贯逻辑。邓小平强调，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邓小平在文革初期，错估了毛的旨意，又一次用了反右运动的老经验，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对当时的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都派出了加工政治敌人的工作组，先后迫害了好几万"反动学生 "和"反动教师"。文革后，他利用了"民主墙"否毛运动重新上台，大搞有关毛说他错了的一切"翻案"。当"民主墙"上揭露出他就是反右运动急先锋时，邓小平便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比反右运动更无情的铁腕。不仅取消了他在《关于整风运动报告》中大加赞扬的"四大自由"，坚决封杀了"民主墙"，而且在全国逮捕、判刑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89年他甚至亲自下令向爱国学生开枪。这比毛泽东说过的：右派一个不杀，大多数不抓，要残酷得多。
二，邓小平永不翻案保证书和效忠华国锋书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2.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特别重大的是我国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3. 邓小平关于“保证永不翻案”
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4.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5、邓小平第二封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叶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
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时候，在知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的、最正确的方式，取得了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
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考虑和决定。
顺致
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附件四：
邓小平在关于“中共中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上的讲话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常委的表态和《决议》的通过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陈云、李先念同志认为应当保留。胡耀邦同志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
彭真同志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
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5)胡耀邦的讲话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附件五：
邓力群关于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